1樓：嘻嘻
（1）明治維新。
（2）指鴉片戰爭失敗，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指中國開始成為西方列強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左」傾錯誤使探索社會主義道路出現決策失誤。
（3）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以經濟建沒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20年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就輝煌，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顯著提高。
（4）重視科學和教育；建立起適合本國國情的政治經濟制度；善於學習但絕不簡單模仿別國的道路；在國家力量主導下加快現代化步伐等。（言之有理，即可得分）
論述近代史以來中日兩國關係，分析近代兩國差異和當今兩國關係趨勢
2樓：我是龍的傳人
近代中日關係史上充滿風雨，恩怨百年。兩千多年的交流中，愛憎相交，關係微妙。
受政治體制與國際局勢制約，過去60年間，日本社會對歷史問題的迴避多於正視，從沒有得到過認真清理，歷史認識問題成為日本與鄰國關係中的「夾生飯」。冷戰後，在長期揮之不去的泡沫經濟的陰影之下，日本政治趨於保守，**上回避戰爭責任、反過來轉嫁亞洲鄰國的動向十分明顯。日本當局無視政教分離的憲法精神，一味強調參拜靖國神社是「民族文化傳統」，**對篡改歷史教科書「無權過問」，無視鄰國的國民感情。
在亞洲，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中美關係的變動、朝核問題的起伏，日本一方面堅持與強者結盟的傳統，加強日美同盟關係，一方面又在亞洲四面出擊，爭奪領土、資源，「遠交近攻」，把防衛重點指向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日趨僵化。目前，日本學界和經濟界出現了反對建立東亞共同體的動向。這必將導致日本在亞洲失去朋友，陷於孤立而不能自拔。
中日關係的現實與前景之間反差明顯。領土和海洋權益的爭端突出使國民感情下滑。構成中日政治基礎的歷史與臺灣問題，給兩國深化合作帶來嚴重障礙。
在二戰結束60週年之際，中日關係處在十字路口，面臨歷史性挑戰。
對話與交流是化解對立與恩怨的鑰匙。「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是解決領土爭端的惟一選擇。中日兩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雖是說了半個多世紀的老話，卻是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是化挑戰為機遇的大智慧。
近代中國曾飽受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凌和壓迫，這個過程從中英鴉片戰爭起，持續了百年有餘。這期間列強對華侵略形勢歷經變化，幾個主要國家大多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合分別扮演過主角;而從總體侵華力度之強勁、發展勢頭之迅猛上看，從侵華野心之大、對中國造成的危害之深重上看，第一號主角當屬日本。日本在世界列強對華侵略中佔有突出的地位，日本侵華史研究應當是中國近代史、近代中外關係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篇章。
近代中日關係史從一個方面來說基本上就是日本侵華史。從19世紀70年代初日本與中國訂約建交起，70多年間兩國交往就國家關係來說，基本上是侵略與被侵略、反侵略的關係。不能說這期間日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侵略，更不能說每一個人都是侵略者;但從日本的國家行為上看，它對中國的重大決策幾乎全都是為了侵奪中國，它在中國以及在國際上涉及中國的各種重大活動也都是為了侵奪中國，這已為歷史事實所證明。
近代日本對華關係的基本點是侵略，主導面是侵略，日本侵華史是中日關係史從一個方面最本質的概括。
在研究中日關係時，常常會有一種「說不明，道不白」的困惑感。究其因，主要還是在「理性」與「情感」、歷史與現實、價值與利益相互交錯重疊面前面臨選擇的困難。
中國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重倫理」、「重道德」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要特徵。中國人在進行價值判斷時所依據的是道德標準。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時是這樣，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時也是這樣。
中國人用自己的道德觀作為尺度來衡量近代日本的所作所為，由此形成的「情感記憶」、「整體記憶」，規定和限制著我們對現實日本與未來日本進行判斷的理性空間。
但是，兩國人民彼此對對方的發展、強大並沒有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日本視中國的軍事現代化為「威脅」，中國擔心日本重新武裝後會再度「捲土重來」。日本雖然否定了「中國經濟威脅論」，但時刻擔心自己在亞洲的經濟實力被削弱。
中國雖然也認為日本成為「政治大國」只是個時間問題，但對日本走向「自立」疑慮重重。
說到底，中日雙方在新的歷史時期為自己的國家進行戰略定位時，無法找到為對方進行正確定位的心理平衡點。這裡既有歷史遺留因素的影響，也有相互實際利益的競爭。這是同處亞洲的兩個大國在同時崛起時所必然面臨的矛盾與衝突。
在瞬息萬變的複雜的國際關係格局中，如何構築我國良好的國際戰略環境、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是我們必須理智思考、周密策劃的戰略課題。中日關係是我國在制定國際戰略、尤其是東亞戰略時必須認真關注的一個方面。
不論從地緣政治、安全形度還是從經濟利益、歷史文化淵源的角度，日本都需要認真對待。國家利益決定我們必須儘快地改善中日關係。當然，改善關係需要雙方共同努力。
目前，中日關係已步入「十字路口」，它面臨著「感情」與「理性」的選擇，它考驗著處於崛起過程中的中華民族的度量與韌性。同時它也檢驗著走向「自立」的日本民族所作出的各項選擇是否具有合理性。
「理性思維」與「感情用事」、「現實利益」與「歷史恩怨」，這是我們未來在處理中日關係時必須要正面回答的問題。我們必須理性地面對現實，本著「向前看」的精神來處理兩國之間的歷史問題和突發事件，從戰略高度掌控中日關係的發展脈絡，對中日關係進行戰略調控。
中日兩國**都應從兩國利益的大局出發，為兩個民族的子孫後代制定出長遠、正確的大政方針。而不是憑「一時之勇」卻鑄成大錯，導致中日關係的停頓與倒退。自中日邦交恢復以來，我國**一直堅持對日友好的外交方針，並切實地為發展中日兩國的關係而努力。
尤其在處理兩國關係的「棘手」問題和「突發」事件時，都表現出大國的風範與較強的剋制能力。
相比之下，日本隨著首相「走馬燈」式的更換，對華政策也顯得不夠平穩。雖然日本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給予了支援並作出一定貢獻，但日本首相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的「一意孤行」，為中日關係的發展帶來了無法估量的重大損失。不論他有何種理由，作出傷害亞洲鄰國國民感情的事都是無法寬恕的。
中日兩國都是亞洲處於上升階段的大國，兩國之間在競爭中有相互合作，在摩擦中有共同利益。兩國都不應忘記彼此所擔負的振興亞洲與維護世界和平的重任。如何尋找兩國共同利益的結合點，如何避免和化解因過度競爭而給亞洲鄰國乃至世界帶來的不安，這是中日兩國所面臨的新課題。
3樓：剛榮
中日近代化
之比較19世紀60年代起，中日兩國都開始了近代化改革的程序。這不是偶然的，兩國都是在內憂外患的狀況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逐步強大，中國屢次改革卻沒有使中國走向富強，反而加劇了列強的瓜分腳步。
日本是一個善於學習的國家，大化改新中的全盤中化，明治維新中的全盤引進西方文化，將西方先進技術引進國內產業，將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與國內天皇制相結合而成的具有本國特色的君主立憲制，使日本統一於以天皇為中心的統治階級之下。
一、改革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
在改革前，中日兩國都面臨著國內人民起義不斷和外部列強侵略加劇。因此，兩國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滿了激烈的鬥爭。但由於兩國的傳統以及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不同而又有所差異，並對近代化程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近代前，對兩國社會影響最大的無疑是傳統的政治制度。改革前，中日兩國都是封建**的國家。日本的傳統體制屬於封建世襲領主制。
在幕藩體制下，日本是一個鬆散的有多個藩地組成的國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權，可以說是地方自治；但是這些藩地有很強的天皇中心觀念，這使得明治**的**集權體制相對簡單得建立起來。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屬於集權官僚型的政體，權利集中於皇帝一人，官僚機構龐大，民間難以形成類似明治維新中的各種社會勢力，政權的社會基礎難以擴大，改革的道路必將曲折。日本**統治階層面臨人民鬥爭不斷。
30年代大規模的農民暴動此起彼伏，加上藩主的自治權大，促成了後來的強藩改革，這些小規模的改革也為明治維新培養了一批有實踐經驗的領導者。
幕藩體制下等級森嚴，被統治階級受著本國統治階級和外國侵略的雙重壓迫，日本農民階級的反封建反侵略鬥爭高漲，成為明治維新成功的最根本動力。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經危機重重的統治秩序更加不穩定。
中日兩國都是「後髮型」現代化，但日本「後發」的同時又是「外生」的，有學者認為日本實現較徹底改革的關鍵是立志推進現代化的領導人掌握了國家實際的政治權力，能將傳統政治領導轉化為具有現代化傾向的政治領導，並維持領導集團內部的高度團結。
日本在幕府時代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天皇並無實權，幕府末期，掌握實權的幕府統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對內對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國內人民的不滿，出現了統治危機。這使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得以發動併成功。無實權的天皇和下層資產階級可以聯合以奪取實權，下層的資產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義去反對幕府統治者，這些條件在中國是沒有的。
在「尊王」的口號下，各階層很自然得都擁戴天皇，使天皇在實際上取得了統治權。
中國的清末憲政只是一場統治階層的自救運動，其目標不是改變落後面貌，而是為了加強對人民的控制，清**釋出的政令都流於書面，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戊戌變法雖然有涉及政體方面，但光緒皇帝沒有實權，他頒佈的詔書對各地**沒有約束力，得不到實行；維新派沒有注意到發動群眾，改革僅侷限於部分知識分子階層，沒有像明治維新那樣強大的基礎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農民階級的切身利益。
日本統一的國內市場形成較早，試圖組織商品生產或商品流通的現象，主要只是在江戶時代的初期才能見到，到了幕府末年，無論是幕府還是諸藩，都承認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現實。中國傳統的經濟觀主要以劉錫鴻為中心，他提出「農務久安」的觀點，反對發展工商業，其主要觀點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而強化對農民的封建剝削，為防止封建社會瓦解而極力反對採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進商品流通，阻止工商業的發展。
日本建立了統一的國內市場，以次為背景商業資本也獲得長足發展，併為求得利潤的擴大而重視海外**，到了幕府末年出現了**振興論和商品立國論等思想。隨著傳統的經濟觀逐步崩潰，中國的傳統經濟觀在經歷了林則徐、魏源等人之後也有所動搖，但是始終不能像日本那樣徹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封建的自然經濟觀仍然佔統治地位。
中國戊戌變法時期與幕府末年經濟水平相當，當時中國已經擁有一些正規的資本主義企業，而幕府時期的「日本資本主義還處於它的前身階段--商業高利貸資產階級的階段」，然而這個階級卻「成了維新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中國農村自然經濟接替過程緩慢，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強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資本卻衝破樊籬，侵佔了生產領域。不像中國的商業資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費，日本商業資本利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大生產，促使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轉化。
中國商業分散，且規模小，多與農業生產和家庭副業結合起來，成為資本主義資金積累的障礙。
中國洋務運動在國家出資興辦近代企業後，實行壟斷經營，排斥商人投資新式企業，而明治維新時期，**不但引進技術，而且鼓勵和支援私人資本的經營。
19世紀的中日兩國面臨著相同的挑戰,這一挑戰指什麼 到19世紀末
挑戰 中國和日本都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中國 太平天國運動危及清王朝統內治，兩次容鴉片戰爭失敗 日本 幕府統治危機，美國開啟日本國門，面臨民族危機。改革 中國 洋務運動 日本 明治維新。不同 中國 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維護封建政治制度。日本 從政治 經濟 文化等方面全面學習西方。望採納，謝謝 19世紀6...
簡述當代中日兩國關係,展望中日兩國關係的未來
近年來，中日關係陷入兩國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最低潮時期。彼此誤解與猜疑顯升，導致兩國間出現 經熱政冷 的反常局勢。經熱 乃是中日30餘年來經貿發展積累的業績，理當繼續發揚光大 政冷 則可視為日本政局全面走向右傾保守化所反映出的必然產物的一個側面，尤其小泉內閣一意孤行，在取得經濟大國地位之後，推行走向政治...
近現代中日兩國的關係經歷過怎樣的風雨和曲折 並談談你對此的認識
1960年岸信年內閣集體辭職，謝田勇人上臺組閣提出 寬容與忍耐 口號，推行 政治與經濟分離 政策，1961年恢復了中日民間 1962年中日簽訂 中日 備忘錄 並互設常駐 機構。1964年池田因病辭職，開始了佐藤榮作長達7年零8個月的執政，其間採取對中日瑣政策，阻撓中日民間 往來，致使中日民間交流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