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以宋朝為例宋朝從立國之初就開始採取的「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順應了土地私有化的發展趨勢，使土地私有制漸趨成熟，較前代比較徹底地釋放了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強大生產力，促使了租佃制的繁榮，是宋代社會生產力提高的重要的制度原因。經近數十年來學者的研究,宋代的經濟有了空前的發展,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原因，自然不能忽視從人口的增長、墾田數的增長、生產工具的改進、生產技術的提高方面**。
宋代的人口較唐代有較大的增長，土地得到了進一步的而數量增加質量提高，對農田水利工程比較重視，興建了一些較大規模的水利工程，以水稻生產為中心的精耕細作制度形成，這些因素都促成了宋代農業生產力的較大的提高。但是這幾個方面往往在各個朝代都會有所發展，能夠促成宋代社會生產力的巨大提升，顯然這幾個方面的原因是不夠的。從土地制度方面來看，宋代的土地制度煥發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宋朝採取的「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順應了土地私有制的發展要求。土地私有制指土地所有權由私人所有，就是按照私人意志而進行的土地贈送、遺產繼承、抵押、典當、以及等讓渡權關係，而土地關係的產生和存在，則是土地所有權最基本最主要的標誌。以耕地為標誌的土地私有制開始形成於戰國時期，由於耕地在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特殊重要作用，耕地關係自產生起就開始強烈破壞著土地國有制，促進土地私有制的發展。
中國在小農家族經濟的基礎上主要形成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個體農民土地所有制兩種私有制形式，在宋代幾次頒佈的「限田令」，儘管也打著「抑制兼併」的旗，實際上主要目的不是真的要抑制土地兼併，而主要是要限制官戶的減免稅役特權，因此地主土地所有制自中唐衝破了均田令的藩籬後，在宋代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居於土地所有制的主導地位，地主憑藉其強大的或經濟實力，佔有了全國總耕地的十分之二至十分之四；個體農民承受著封建國家的沉重剝削，也由於個體農民經濟的脆弱性，個體農民對土地的擁有是很不穩定的，這使得個體農民土地所有制在宋代土地制度中處於從屬地位。一方面，宋朝的土地制度實際上是對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肯定和保護，促進了租佃制的發展，提高了農業效率。早在中古田制實行之初，豪強、世族的大土地所有制就沒有被觸動過。
封建國家作為地主階級的代表，統治者產生於地主階級內部，封建國家與廣大地主之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例如，唐朝均田制在實施的過程中並沒有達到「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魏書-李安世傳》）的目的，實際結果往往是「主將參謀專擅腴美，瘠土荒疇給百姓。」（《魏書-源懷傳》）均田令頒佈不久後又下的《隋代公卿不預義軍者田宅勿追收昭》，明令「其隋代公卿以下，愛及民庶……所有田宅並勿追收。
」這表現了封建國家既想同地主階級分享土地所有權，又不得不與其和平共處的的狀況。歷史表明，在均田制實行的三百年間，地主土地所有制曾多次顛覆均田制的統治，以至每個朝代不斷重建田制框架。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憑藉自身的經濟力量，成為古代所有土地所有制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自宋朝以後，一直居為土地私有制的主導地位。
大地主所有制促進了租佃制的發展，一方面，地主擁有大量土地，但不自己從事農業生產，他們往往將土地分成小塊租佃給無地農戶耕種，另一方面，宋代有大量無地農戶需要租種土地以營生，因此租佃經營在宋代十分普遍。在租佃制下，佃農可以最大限度的規避風險，並以最小成本獲得生產資料，地主以更大份額獲得土地收益，這種租佃合約充分利用了各經濟主體的要素稟賦進行資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宋朝「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與前代相比，加速了封建社會對於土地所有權競爭與壟斷機制的執行速度。
封建國家、地主、自耕農之間，地主內部、自耕農內部，都存在著對土地所有權的競爭與壟斷。土地所有權的過程實際就是土地兼併的過程，「不抑兼併」使得人們能更的進行土地所有權的，使得土地所有權的競爭與壟斷更加激烈，由於在激烈的競爭過程中奢侈腐化，好逸惡勞，不善經營的人小農家族會遭到淘汰。小農家族在競爭的壓力下，必須兢兢業業追求家族經濟的最大效益，對於自耕農來說在自有的土地上獲得最大的產出，對於地主來說要獲得最大的收益，這樣必然從客觀上促進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從而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宋朝土地制度具體說來有以下特點。首先是土地私有制大發展。其主要表現有四。
一是土地盛行，例如宋高宗時，四川立限令典田宅者納稅印契，一次就徵收到契稅四百萬貫，此時四川地價每畝為近四貫，官府田定價為八貫到十貫，如果依一般情況下稅率10％計，土地**取較高者每畝十貫，則四川此次納稅印契的田地共有四百萬畝，足見土地之盛行。二是土地兼併大發展，由於「不抑兼併」政策的實施，大地主迅速發展起來，如官僚地主被籍沒，僅浙西田數達三十萬畝；又如世俗地主，「有張拐腿者，淮東土豪也，其家收谷七十萬斛。」。
三是私田數量大大超過官田，如神宗熙寧七年（公元2023年），全國墾田四百四十五萬餘頃，而當時共有各種官田四十四萬七千餘頃，僅佔十分之一，到王安石變法，因推行官田政策，官田所佔比例降到七十五分之一。四是出現了明確為土地兼併辯護的言論，如蘇轍說：「城廓之戶雖兼併，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
饑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廓者，與在官府無異也。」其次是土地所有權頻繁轉移。
由於土地盛行，「人戶交易田土，投契書，及爭訟界至，無日無之」，從而帶來土地所有權頻繁轉移，使地主階級具體成員經濟地位經常變動，這成為宋代社會的突出現象。「千年田換八百主」，「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人家田產，只五六年間，便自不同，富者貧，貧者富」，等等。宋人的這些言論，突出表現了宋代土地關係的這一特點。
再次是土地所有權的日益集中與土地經營的日趨分散。土地下的土地兼併，使土地所有權呈現強烈集中趨勢，但由於土地所有權的頻繁轉移，就使兼併所得土地越來越細小和分散，如宋理宗時，吏人張洪在平江府有田一百五十六畝，分散為三十八段，佃戶共二十五家；淳祐三年，常州無錫縣學添置「養士田」近一百段，客戶五十餘家，但每段土地多者七八畝，少者僅一角、二角幾十步。最後是官田的私田化。
由於社會經濟關係的調控形式變為以經濟手段為主，由於國家利益即稅收的實現以財產為基本依據，宋代的官田也逐漸向私田方向發展。這種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家通過各種方式將官田轉變為私田，或是通過各種型別的售田變為私田，或是通過賞賜官僚而變為私田。
一是國家採用與地主相同的地租剝削方式來經營官田，如宋高宗曾說：「朝廷拓地，譬如私家田，倘無所獲，徒費錢本，得之何益？」又如太宗年間大臣陳鼎上言曰：
「田之未墾者，募民墾之，歲登所取，其數如民間主客之例。」這裡無論觀念還是剝削方式與數額，都與民間地主無異。因為採取了「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農業的發展為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產品，地主佔有土地數量的增加，使地主獲得的地租增加，了地主階級的消費需求，也會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因此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客觀上也了商品經濟的繁榮。
以唐朝為例 到開元中（安史之亂前），均田制已名存實亡。「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①。其中豪強地主對土地兼併的加劇是導致唐中後期均田制面目全非、階級矛盾激化的根本癥結所在（馬伯煌，p～）。
豪富兼併導致貧人失業，大量外出逃亡。對此，唐玄宗曾於開元九年（年）至開元二十二年（年）大力開展檢田括戶，查出逃亡之農戶80多萬戶，田80多萬畝（蘭丕煒，p93）；並於開元二十三年（年）明確規定普通百姓的口分田、永業田都不許典貼；天寶十一年（年）又下詔口分田、永業田不得，並限制「借荒」、「置牧」、「包佃」等兼併行為（馬伯煌，p）。但唐玄宗所採取的政策無論是在措施上還是在力度上都不如漢武帝，連間接的損有餘而補不足都沒有，其收效也不大，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仍舊變著法兒兼併。
特別是在天寶十四年（）發生安史之亂後，「天下殘瘁，蕩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均田制已完全被破壞，同時發展起來的是田莊。唐後期的田莊有歸皇帝私有的皇莊，國家所有的官莊，官僚地主所有的 私莊和寺院所有的田莊等（安作璋，p）。
與土地不斷被兼併集中的同時，賦稅的損不足而奉有餘的作用也就更明顯了。因如前述，唐的租庸制規定，貴族官僚享有免納租調和不服徭役的特權，大地主佔有的田地也十分才稅二三。而唐玄宗時的官僚人數比貞觀時增加了近30倍。
再加上唐玄宗後期與邊境少數民族多戰事，其後又有安史之亂。安史之亂後，統一的集權制國家被軍閥割據所取代。肅宗至憲宗65年間，少數民族入侵25次，其中1次佔領京師長安；內戰40多起，其中節度史以上**叛變21起，兩度佔京師。
人口也由天寶十三年（年）的萬銳減為元和十五年（年）的萬（蘭丕煒，p～）。
上述狀況意味著因官僚增多和戰爭使稅賦不斷上升，而土地又不斷被兼併集中在不納租調和不服徭役的貴族官僚及少納租的大地主手中。這就使土地不斷減少的小農的稅賦雙重上升①，使農民失去土地，被迫逃亡。而還要實行「攤逃」，把逃戶的賦稅分攤到未逃的農戶身上，結果促使更多的農民逃亡。
據《舊唐書》卷——《李渤傳》記載，渭南縣長源鄉戶僅剩戶，閿鄉縣（今河南靈寶）戶只剩戶。無法繼續生活下去，只有起來反抗。「所在盜，半是逃戶」，破產農民成為起義軍的基本眾②。
唐滅亡後，均田制除在農民起義中出現外，在中國封建史中也就沒有在全國再實行過，因它（如重新分配土地）畢竟與私有制是相沖突的③（土地革命和土地承包責任制時的土地再分配已不屬封建史了）。
以東漢為例東漢建立初期，由於前期的戰亂，又有一批荒地；同時，光武帝也實施了相應措施，如屢次以郡國公田和上林苑的土地借給或賜給貧民，有時還貸給種子、糧食和農具；山林池澤也聽任貧民開採，並興修水利，墾荒。這些措施使東漢初期出現了「光武中興」較為安定的局面（安作璋，p）。但東漢是由西漢的兼併之家——豪族地主建立的，他們不可能把兼併到的土地實行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天之道進行重新分配，能給貧民的只有荒地和郡國公田及上林苑，這也是東漢只有短短的30年「光武中興」的經濟原因。
實際上，東漢不但未能行重新分配土地的天之道，連度田令，即檢查墾田與戶口實數以徵收田租和人口稅的法令都無法實施。不但不敢問河南帝城近臣和南陽帝鄉近親的土地人口（馬伯煌，p），而且還遭到「郡國大姓」的反抗，青、徐、幽、冀尤甚。光武帝平息叛亂後，就不得不停止度田，從而放棄了限制打擊豪強地主的政策。
這與漢武帝時對商人兼併的嚴厲打擊相比，朝廷已顯得軟弱無能了。
從此，豪強地主的田莊經濟在東漢一代幾乎不受限制地發展起來（安作璋，p），導致貧民如崔寔在《政論》中所言「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帥（率）妻孥，為之服役……歷代為虜，猶不贍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子」。最終導致「百姓窮匱而為奸寇」的嚴重後果（馬伯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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