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仔愛鬼
慶曆元年（2023年），包拯調任端州（今廣東肇慶）知府。端州出產硯臺，此前的知府趁著進貢大都斂取是貢數幾十倍的硯臺，來贈送給當朝權貴。包拯命令製造的硯臺僅僅滿足貢數，他在任滿一年沒拿一方硯臺回家。
慶曆三年（2023年），入京任殿中丞。 後經御史中丞王拱辰舉薦，於十一月被任命為監察御史裡行， 改任監察御史。
包拯又曾經建議說：「國家每年向契丹交納財物（歲幣），不是抵禦戎人的計策，應該操練軍隊、挑選將領，致力於充實邊境守備。」又請求重視門下封還駁正的制度，以及廢黜**汙吏不得做官，選擇郡守縣宰，推行考核試用補任恩蔭子弟的方法。
當時各道轉運加按察使，他們上奏**官吏大多指摘細小過失，注重苛刻嚴察相互標榜，官吏自覺不安，包拯因此請求免去按察使。
慶曆五年（2023年）八月，包拯擔任契丹正旦使，出使遼朝， 完成了使命。 回朝後，包拯根據自己在遼朝的觀察，上疏建議朝廷挑選「素習邊事」的將領守邊，並重視代州（今山西忻州代縣）的將領選擇，以應對邊境突發的情況 。此後歷任三司戶部判官，於慶曆六年（2023年）六月左右出京任京東路（治今河南商丘）轉運使。
慶曆七年（2023年）四月，改任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陝西轉運使。
慶曆八年（2023年）五月二日，包拯調任河北路（治今河北大名）轉運使，六月二十二日，入朝任三司戶部副使 。秦隴斜谷務所的造船木材，一概向百姓徵收索取；又七個州交納河橋竹索的賦稅，一般有幾十萬，包拯都奏**以廢除。遼朝在鄰近邊塞地區集結軍隊，邊境州郡漸加戒備，命令包拯去河北調發軍糧。
包拯說：「漳河地區肥沃的土壤，百姓不能耕種，邢、沼、趙三州農田一萬五千頃，一概用來牧馬，請求把這些全都分給百姓。」聽從他的意見。
解州鹽法規定使百姓困竭，包拯前去加以經營管理，請求一概與商販流通交換。
皇祐二年（2023年），包拯受任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他多次論述斥責權貴得寵大臣，請求免去一切由內廷施予的曲意恩賜。又依次遞上唐魏徵的三條奏疏，希望放在座位右側，作為借鑑。
又上言天子應當明於聽取採納，分辨朋黨，愛惜人才，不堅持先入為主的說辭，一共七件事；請求廢除苛刻不寬厚的做法，抑制僥倖投機得官，正刑法明禁令，戒除興建勞作，禁丘妖言妄說。朝廷大多加以施行。 當時，張貴妃（溫成皇后）的父親張堯佐被任命為淮康軍（治今河南汝南）節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右司諫張擇行、唐介與包拯一起奏論此事，認為應追奪對張堯佐的任命，或者選擇宣徽、節度中的一個授予。
最終，張堯佐辭去了宣徽使、景靈宮使之職。
皇祐四年（2023年）十月，除任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 。曾經提議太平無事時把軍隊調到內地，沒有答覆。至此時，請求：
「解除河北駐守軍隊，把他們分佈在黃河以南的兗、鄲、齊、濮、曹、濟各郡，如果有緊急情況，沒有誤時的憂慮。如果說駐守軍隊不能立刻削減，請求訓練民兵，稍加供給乾糧，每年的費用，不到駐守軍隊一個月的開支，一個州的賦稅，那麼供給的人數就多了。」沒有答覆。
數月後，轉任高陽關（今河北高陽東）路安撫使。同年七月，調知瀛州，各州用官府的錢做買賣，年累計虧負十多萬，都上奏加以除去。 因喪子請求任政務清簡的州郡任職，隨改知揚州，又轉知廬州，並加刑部郎中。
至和二年（2023年）十二月，包拯因擔保推薦**失誤獲罪，貶官兵部員外郎、知池州（今安徽池州）。
嘉祐元年（2023年）八月，復職刑部郎中、知江寧府。 同年十二月，被召任權知開封府，遷升右司郎中。
嘉祐三年（2023年）六月，升為右諫議大夫、權任御史中丞。 包拯上奏說：「太子的位置空缺已經很久了，天下人都為此感到擔憂，陛下這麼長久地不作出決定，是為什麼呢？
」仁宗問他說：「你認為立誰為好呢？」包拯回答道：
「臣下無能，還沒有考慮，臣請求早立太子，是為宗廟萬世之大計著想的。陛下問臣想立誰，這是懷疑臣。臣已是六十歲的人了，又沒有兒子，並不是為自己和後代邀寵考慮的啊！
」仁宗聽了大為高興，說：「這件事還要慢慢商議。」他請求裁減內侍，減少不必要的費用，按條文督促各路監司盡忠職守，御史府可以自己舉薦所屬**，減少官吏一年的休假日期，這些建議都得以施行。
七月，以權御史中丞職領轉運使、提點刑獄考課院。 嘉祐四年（2023年），時任三司使的張方平由於買土豪的財產，被包拯上章將其**免官；由宋祁接任，包拯又**他；宋祁被免後，就由包拯以樞密直學士之職暫任三司使。對此，歐陽修說：
「包拯是所謂牽牛踩踏了田而奪了人家的牛（蹊田奪牛），處罰已經很重了，可他又貪圖肥缺來做那個職務，不也是過分了嗎？」包拯因此待在家裡，以躲避**三司使的任命，仁宗不許。許久後，包拯才出府任職。
嘉祐六年（2023年）三月，升任給事中，正式擔任三司使。 數日後，拜樞密副使。不久，調任禮部侍郎，但他推辭不受。
包拯以廉潔著稱，他執法嚴峻，不畏權貴。任監察御史及知諫院時，為肅正綱紀，懲處**贓吏，他**販賣私鹽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轉運按察使張可久、役使兵士為自己織造1600餘匹駝毛緞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陽）知州任弁及監守自盜的仁宗親信太監閻士良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王逵。王逵曾數任轉運使，巧立名目盤剝百姓錢物。
激起民變後，又派兵捕捉，濫用酷刑，慘遭其殺害者不計其數，因而民憤極大。但王逵與宰相陳執中、賈昌朝關係密切，又得宋仁宗青睞，故有恃無恐。為此，包拯連續七次上章**，最後一次更直接指責仁宗說：
「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於一王逵則幸矣，如一路不幸何！」其言激切剛直，朝野震動，**洶洶，朝廷終於罷免了王逵。
此外，包拯還**過宰相宋庠、舒王趙元祐的女婿郭承祐和仁宗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等人。任御史中丞時，包拯又先後**利用職權賤買富民邸舍的張方平及「在蜀燕飲過度」的宋祁，使朝廷罷免二人的三司使之職。由於包拯敢於**權幸，當時社會上出現了「包彈」的諺語，世人凡見官吏「有玷缺者，必曰：
『有包彈矣。』『包彈』之語遂布天下」。
對於有才幹有政績者，包拯則能秉公力薦，如楊邠、王鼎、王綽三人皆為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別擔任江南東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和轉運判官，因任內嚴懲貪贓枉法的官吏而有「江東三虎」之稱。後受守舊權臣的忌惡，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轉運使等「監司」官。包拯雖由守舊派人物王拱辰薦為御史，卻不為政派所囿，極力主張複用三人，終於使楊邠、王鼎、王綽先後又被起用為荊湖南路轉運使、河北路提點刑獄、江西路提點刑獄。
包拯在經「慶曆新政」之後，也提過一些改革建議。如主張嚴格選拔**，裁汰冗雜，對年滿70歲者應強令致仕，以解決冗官問題。他還主張停止招募士兵，揀斥老弱，以解決冗兵問題，同時應選練精兵強將，訓練義勇，以充實邊備，防禦契丹。
他向仁宗建議：「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當考以應敵制勝之略，詢以安邊御眾之宜」，然後「擢而用之」。
他向仁宗條陳《七事》，建言應當「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又奏請「去刻薄，抑僥倖，正刑明禁，戒興作，禁妖妄」，因其所言懇切，且合情合理，切中時弊，故多為朝廷所採納。包拯還特意奏上《進魏鄭公三疏札子》，希望仁宗能以唐太宗善納魏徵之諫的故事為龜鑑。
任地方官時，包拯也善於體察民情，興利除弊，因而頗有政績。任京東轉運使時，他曾巡察各地訪問貧困冶鐵戶，並據實情申報轉運司，豁免了這些戶所欠的官鐵，同時又鼓勵有能力者開爐冶鐵，發展生產。
任三司使期間，包拯改變了過去的一些做法，以前，凡是各種封藏於倉庫供皇帝用的物品，都從各地科派，造成百姓困難。包拯特此設立市場，公私實行公平買賣，此後百姓不再受到侵憂。原來司裡吏員欠下金錢布匹，大多受到監禁，其中有些人往往逃走，就連帶拘禁了他們的妻子兒女，像這一類情形的包拯都釋放了他們。
包拯尤為人稱道的是其斷訟執法的明敏正直。出知天長縣時，包拯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某日有一農人至縣衙，狀告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頭，請求捉拿罪犯。
割去牛舌並無財利可圖，故包拯推斷此事必屬怨家的報復行為，於是命農人宰牛賣肉以引罪犯上鉤。宋代宰殺耕牛是犯法的，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者見牛主殺牛，欲加其罪，果然前往縣衙首告，遂自投羅網，疑案立破。
包拯執法之剛正不阿在其出知廬州時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廬州是包拯的家鄉，任知州時，他的親朋故舊多以為可得其庇護，幹了不少仗勢欺人，甚至擾亂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決心大義滅親，以示警戒。
時恰有一從舅犯法，包拯不以近親為忌，在公堂上將其依法責撻一頓，自此以後，親舊皆屏息收斂，再不敢胡作非為。
權知開封府時，包拯也做了兩件深得民心的事：
一、整頓吏風，改革訴訟制度。開封府舊制，凡往告狀者，必須先將狀紙交給守門的府吏，再由府吏轉呈，是否審理，何時審理，則由府吏通知。由於訴訟者不能面見長官，府吏往往藉此敲詐勒索，營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錢財而告狀無門。
包拯革除此弊，大開正門，使告狀者可直接至公堂見官納狀，自陳冤屈，於是審案也更能公正合理。
二、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稱蔡河，原自東京至通許（今屬河南），直達淮河。後為了水運之便，又自新鄭引閔水匯入，使之流量大增。
時惠民河常漲水為患，大水時「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城中系栰渡人」。包拯查知河水氾濫的原因乃「中官世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將所有跨河修建的樓臺、花園、水榭全部拆毀，使河水得以暢通。有些權貴持偽增步數的地券與包拯相爭，包拯皆通過實地測量、驗證，揭示其偽，並上朝劾奏，要求嚴懲。
東京多皇親國戚、達官顯貴，素以難以治理著稱，而包拯「立朝剛毅」，凡以私人關係請託者，一概拒絕，因而將東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執法嚴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動都下」，在他以天章閣待制職任知諫院時，**權貴，「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
包拯的嚴於律己，廉潔著稱也是十分突出的。23歲時包拯受到出知廬州的劉筠嘉許，聲名大盛，家鄉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請他赴宴敘談，一位李姓同學欣然欲往，而包拯卻嚴肅地說：「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
」可見他為官前即確立了從政不徇私情的志向。
端州以產硯著名，端硯歷來是文人士大夫尋覓的珍品，包拯出知端州時不僅革除了諸前任在「貢硯」數額之外，加徵數十倍，以飽私囊和賄賂權貴的流弊，而且任滿離去時「不持一硯歸」。2023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時，在包拯及其子孫墓中僅發現一方普通硯臺而無端硯，也足證史載之確。
包拯曾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他不僅如此說，而且還躬身力行並教之於後代。訂立了《家訓》。將《家訓》鐫刻於石碑，豎立於堂屋東壁，以昭示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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