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掌靜楓
“凌遲”儼然化為中國刑罰系統中最典型的懲罰。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凌遲與古代刑罰大相逕庭。
雖然“凌遲”一詞最早出現在第十世紀，直至十三或十四世紀才正式編入刑律。此外，2023年法學史家沈家本奏請刪除凌遲等極刑獲准，也是以此作為論據之一。畢竟“凌遲”不合乎中國的法學精神、刑罰特性以及應用方法，看起來比較類似“特殊法”的懲戒型別。
當然，這項特殊法是隸屬於帝王的司法系統，《元律》有記載執行。不過，經過仔細觀察之後，建立非刑之正的處罰，畢竟違反正常的法學精神，從建立到廢除為止，文人始終稱之為殘酷、不人道的處罰。
凌遲，是一種肢解的懲罰，即包含身體四肢的切割、分離。清朝末年拍攝的**，顯示為真正的“八刀刑”處決。八刀刑，劊子手利用一簍編上號碼的鋒利刀具：
第一刀，切胸口（一律從左側開始，下列其他部位亦然）；第二刀，切二頭肌；第三刀，大腿；第四刀和第五刀，切手臂至肘部；第六刀和第七刀，切小腿至膝蓋；第八刀，梟首。支解後的屍體殘骸放入簍子裡，頭顱則公開示眾，期限不定。這是清朝末年的做法，一般俗稱為“十六刀”、“三十二刀”、“三百六十刀”……不過我們不清楚是否真有這些數目，或只是虛構的數目。
明朝時期的“刀”，有切傷和“多”之意，數目累加，行刑時間延長。
如古代刑法志，可以找到歷史上諸多將帥、官吏被處以斬斷的案例，最恐怖的細節可以聯想到廚房的選單。透過閱讀這些歷史的插曲，令我對“凌遲”的起源感到迷惑。當然肉體的切割有兩種情況：
所謂“臠”等極刑時，是將肉體割除殆盡，犯人變成食人者的肉，仇家可在自家廳堂飽食大餐；而“凌遲”之刑則相反，肉體被支解後，人形尚可辨識，事後懸掛街市展示。此外一項基本的差異為：“臠”刑案例極為罕見、獨特，官方史學家細心將此保留，作為殘忍、可怕的暴君範例。
這些案例固然恐怖，但都是軼事，甚至可能只是傳言。相反地，從十一世紀末開始，“凌遲”即是確有其名且經常施行的刑罰，並非僅是軼事或傳奇，而是真實的駭人史實。我們可以在前幾個朝代找到幾乎相同的名詞，不過第一個字最常出現為阜字旁的“陵”；“陵”的意思為土丘；“遲”字則不能解讀為現代漢語的“遲到”，而是“逐漸鋪平”或“刮平”的動詞。
具體而言，“陵遲”可以指為逐漸鋪平或刮平土丘，意即一座墳堆，宗族的集體冢。不過，有些朝代的史篇記載具有象徵意義：“陵”，斜坡或運河沿岸土堤，代表制度、律法，所有國體的劃定界限；“遲”，代表界限的下沉與崩塌。
所以“凌遲”意味著衰落的起始，此時必須採取有效措施，以防制度的崩塌。因此，這個名詞和刑罰系統沒有直接關聯，一直到遼代才用來指稱一種肉刑。寫法上有些差異（人們發現有寫作“持”，而非“遲”），冰字旁的“凌”變得比阜字旁的“陵”常用。
《宋史》中還同時採用兩種寫法。
事情的經過究竟如何？非常肯定地，它原本是契丹語的一種名詞，發音非常接近漢字的“凌遲”，它是契丹遼代政權下所使用的一種肉刑，可能是利用小刀切割被縛的犯人。幾經考量之後，這個名詞就固定用來指稱遼代統治中國所施行的此種肉刑。
對於研究刑罰系統改革的中國學者而言，這種刑罰具有蠻族的血性，它的名詞晦澀難懂，雖然不屬於為“五刑”系統，但非常明確的具有漢人的字詞。然而，將人縛在木樁上刮殺、切割，不僅是蠻族地區或異國朝代的處決，凌遲手段愈來愈頻繁、系統化、蕭規曹隨，宋朝傳至元朝，明朝承續後，又傳至清朝。這幾個朝代的中國，如同草原民族建立的王朝一樣，繼續將之傳承下去。
施行各類凌遲之翹首，首推對抗蒙古大汗、後來成為明太祖的朱元璋，他頒佈《大誥》，已以“凌遲”之刑懲罰各式犯罪，特別是官吏的**，甚至無論財物數字如何微小。
《文獻通考》指出，大臣用這些刑罰嚇阻想要謀取皇位的官吏。南宋時期，凌遲的刑罰愈來愈多，但也有官吏反對，例如陸游的陳情奏表。我認為：
用於懲治叛國罪中的叛變、共謀，仍屬有限，這是可能的情況。 我們同樣也找到諸多類似懲治叛亂謀反的“凌遲”刑罰，例如613年隋煬帝判處謀反者肢解、穿箭與滅族，而同樣地隋朝也曾刪除《隋律》中的肉刑。這類刑罰除了運用在司法審判，戰爭時期也會採用，而且是真實存在的。
幾乎每個朝代都可以見到類似刑罰，通常稱為“磔”或“支解”，所以經常會令人聯想：“凌遲”一詞並非應用於一種肢解的肉刑，而只用於法庭的法律裁決。所有的關鍵問題在於瞭解：
如何於特殊案件使用極端的方法，而能在法典中佔有一席之地，因此成為一種法律上的完美“刑名”，法官經常得以藉此宣判。
“凌遲”二字最早出現在《遼史·刑法志》，指名為一種肉刑的名目。這個名詞非常神祕，無疑的是漢人文字和草原民族契丹語的結合。 宋朝“凌遲”刑的持續擴張，但同樣地王權拒絕更改刑律，因此《宋刑統》仍然不見“凌遲”的名目。
首先，它是遵循人類宗教的犧牲教義，用以對抗流血叛亂的緊急措施。宋真宗詔令禁止大臣楊守珍支解叛亂者。宋神宗時，王安石變法爆發黨派之爭，除了凌遲，腰斬也成為當時經常使用的刑罰。
馬端臨在
這種把活人零刀割死的作法早就有了。宋後廢帝劉昱曾親手將人臠割。北齊文宣帝高洋也常常用臠割的手段來殺人。
唐中期安史之亂時，顏杲卿抗擊安祿山兵敗被俘，與袁履謙等人同時被零割。但將凌遲作為正式的刑罰，人們大多認為始於五代。陸游說：
“五季多故，以常法為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條。力氣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但在五代時，已有人意識到凌遲之刑過於殘酷，主張廢棄不用，如後晉開運三年（946），竇儼奏稱死刑宜只保留斬、絞二種，而“以短刀臠割人肌膚者”，應當禁止。
後晉出帝石重貴准奏，不再使用凌遲之刑。
北宋開國之初，力糾五代弊政，仍然禁止凌遲之刑。宋太祖時頒行的《刑統》，規定重罪應使用斬或絞，沒有凌遲。宋真宗時，內宦楊守珍巡察陝西，督捕盜賊，捕獲賊首數人，他請示朝廷，擬將他們陵遲處死，用以懲戒凶惡的人。
真宗下詔，命令將俘虜轉送有司衙門依**處，不準使用凌遲。到了神宗熙寧、元豐年間，才正式將凌遲列為死刑之一。《通考·刑制考》說：
“凌遲之法，昭陵（宋仁宗陵號）以前，雖凶強殺人之盜，亦未嘗輕用，熙豐間詔獄繁興，口語狂悖者，皆遭此刑。”如熙寧八年（1075），沂州百姓朱唐告越州餘姚縣主簿謀反，李逢在**後受審時，供詞中又牽連了秀州團練使世居和醫官劉育等，朝廷詔令有司審理此案，結果，李逢、劉育和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都被凌遲處死。到了南宋，《慶元條法事例》更明確地把凌遲和斬、絞同列為死刑名目，這樣的規定一直延續到明清。
不過從元朝開始，只能找到第二種寫法，也就是冰字旁的“凌”，而且永遠只作為刑的解釋。古代的寫法只有在古籍出現，後來的人不再採用。從此“凌遲”只是肉刑的名字，少數博學多聞的人才會記起它從前的意義。
從元朝編入法典一直到2023年清朝廢除為止，主要用來懲罰三大類的犯罪：
謀逆君主之罪：重大暴動、叛國、謀取皇位。
倫常之罪：子女謀害父母、弟幼謀害兄長，妻子謀害丈夫、奴僕謀害主人。
**與不人道之罪：活生生斬斷他人四肢（施以巫術）；殺害同一家族三人以上；組織幫派以製造恐怖。
元朝正式將“凌遲”明定為刑法的一種死刑。其次的重點是，他們將它視為蠻族對漢人宣揚威權的工具，然而我們也可以看到，元朝法律和南宋末年一樣，將凌遲予以合法化。元朝初年，凌遲不再成為暴動鎮壓、危險宗派的一種極端手段，而成為特殊犯罪的常見刑罰。
第一類和第三類僅是將古代的肢解之刑予以合法化，附帶一提，相當接近歐洲的犯罪懲罰：在法國，謀害君主之罪，處以四馬分屍的極刑，幫派首領須遭受輪刑；在英國，他們採用裂體之刑，和中國一樣，在大庭廣眾之下公開行刑、支解，一直實行到十八世紀為止。
元代法律規定的死刑有斬首而無絞刑，對那些惡逆大罪又規定可以凌遲處死。元代凌遲執行時的情形與宋代相似，如元雜劇《感天動地竇娥冤》中，竇娥的父親竇天章複審冤案，宣判說：張驢兒“毒殺親爺，奸佔寡婦，合擬凌遲，押赴市曹中，釘上木驢，剮一百二十刀處死。
”這和《水滸傳》中王婆被凌遲的做法一樣，都必須釘上木驢。這木驢大概是一個木架子，可以把犯人固定在上面，以便在零割的時候該犯人不能亂動，它和古代那種“勾結姦夫害本夫”的女犯受的“騎木驢”的刑罰不是一回事（參見本書《雜刑》）。雜劇《竇娥冤》比《水滸傳》更明確地指出了應割的刀數。
試想，把人割一百二十刀才致命，其殘忍的程度不能不叫人不寒而慄。
元代執行凌遲，把犯人零割一百二十刀，已是夠駭人聽聞的了，明代執行凌遲時零割的刀數更遠遠超過前代。明世有兩次著名的凌遲處死案例，刀數有明確的記載，一是正德年間的宦官劉瑾，一是崇禎時進士鄭鄤。鄧之誠《骨董續記》卷二“寸磔”條雲：
“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劉瑾四千二百刀，鄭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銘日記亦言之。”這裡記劉瑾被剮的刀數可能是誤傳，實際上劉瑾被剮三千三百五十七刀。
這樣大的數目，實在驚人。民間婦女罵人時常說“你這個挨千刀的”，看來古代凌遲時將人割千刀以上並非虛詞。 明代法律也明確規定凌遲為死刑之一。
《大明律·刑律》載：“謀反大逆：凡謀反，謂謀危社稷；大逆，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
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凌遲之刑的設立，反映了封建**政治的殘酷，統治者為了鎮壓人民的反抗和各種犯上作亂的行為，不惜採用一切毒辣手段。
先說劉瑾。正德五年（1510），劉瑾以謀反罪被判死刑，聖旨特批，將他“凌遲三日”，然後還要銼屍梟首。執行時的情景，當時參與監刑的張文麟有詳細的記述：
是日，予同年陝西司主事胡遠該監斬，錯愕，告於上述劉先生璟曰：“我如何當得？”劉回言：
“我叫本科幫你。”予因應之。過官寓早飯，即呼本吏隨該司掌印正郎至西角頭，劉瑾已開刀矣。
凌遲刀數，例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頭一日例該先剮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動刀，則有血流寸許，再動刀則無血矣。
人言犯人受驚，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剮畢開膛，則血從此出，想應是矣。至晚，押瑾順天府宛平縣寄監，釋縛，瑾尚食粥兩碗。反賊乃如此。
次日押至東角頭。先日，瑾就刑，頗言內事，以麻核桃塞口，數十刀，氣絕。時方日升，在彼與同監斬御史具本奏奉聖旨，劉瑾凌遲數足，銼屍，免梟首。
受害之家，爭取其肉以祭死者。銼屍，當胸一大斧，胸去數丈。逆賊之報亦慘矣。
儘管劉瑾活著時做過一些壞事，但是凌遲仍然是一個以血還血，以惡治惡的辦法。凌遲，是不人道的。
再看鄭鄤。鄭鄤是常州橫林人，天啟二年（1622）進士及第，他的文才與聲望曾名噪一時。崇禎初年，由於朝廷內部黨派之爭引起政治糾紛，鄭鄤也被捲了進去，他被人告發說犯有“杖母”和“奸妹”兩項大逆不道的罪款，罪後由崇禎皇帝朱由檢親自批示，予以凌遲處死。
明代各朝中，凡是捕獲農民起義的首領及其他叛逆者，都用凌遲之刑將他們處死。如萬曆三十四年（1606），劉天敘等謀反，兵敗被擒，為首的七人被磔死。這裡的“磔”即是凌遲。
嘉靖二十一年（1542），宮婢楊金英等人謀害明世宗未遂，事發**，楊金英、楊蓮香等十六名宮女不分首謀和協從，一律凌遲處死，並且銼屍梟首。萬曆七年（1579）五月，禮部侍郎董傳策被府中的奴僕殺死，有司將**捕獲，下獄審理，第二年把他們全都“剮於市”。 清朝初年，為了鎮壓漢人的民族反抗，凌遲之刑曾廣泛推行，並且其施行的殘酷程度遠遠超過明朝。
例如行刑的刀數、延續時間等均作了改變。需要注意的是，凌遲行刑並沒有固定的手法，各朝各代以及不同時期方式不同，輕者僅“**四肢”，重者則“千刀萬剮”。清朝初由於“圈地”“投充”“逃人”“剃髮易服”等一系列野蠻的統治政策，激起了漢民的強烈反抗，此時加大凌遲的行刑殘酷程度，目的便是要起到震懾作用。
此外，凌遲還往往與其他刑並用，施行極為頻繁，以至於***嚴重的康乾時期，文人僅因一句詩詞而被定“大逆”之罪，並處以凌遲，其子孫則發配為奴，甚至還未出世的子子孫孫也要世襲奴籍！
戊戌變法後，清廷受內外各種矛盾的衝擊，不得不順應潮流對傳統的弊政作些改革。光緒三十一年（2023年）
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請刪除凌遲等重刑，清廷准奏，下令將凌遲和梟首、戮屍等法“永遠刪除，俱改斬決”。從此，凌遲非人的酷刑才從法典中消失，被斬首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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