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顧海明威
當蘇軾五十九歲時，新
黨再次執政，而此時的蘇軾已為新舊兩黨視為異端，前為舊黨所貶，今新黨執政，貶之更甚。況且此時的新黨早已不是王安石的新黨，而是一些為在朝中爭得一席之地的奸佞借用新黨之名與舊黨相爭的朋黨而已。再加上哲宗本身由於害怕宗室之爭，不願任用神宗時的大臣。
所以蘇軾被貶十分悲慘。蘇軾先後被貶官嶺南惠州、儋州和海南瓊州。嶺南地區多瘴毒，歷來只有為當朝者大不容的政敵或罪大惡極之人才被判流放嶺南，意為不想讓其再回中原；而海南瓊州，即現今海口，北宋時的海南，幾乎近於原始社會，是未經教化的方外之地，更加荒涼野僻。
蘇軾雖非被流放，然而將其一貶再貶，直至扔至如此地方，雖然其於惠州時仍作《荔枝詞》，詩云：\\\"羅浮山下四時春，櫨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做嶺南人。\\\"詩中自意雖不得於朝中一展才華，但嶺南荔枝卻也是歷代帝王奢求之物，雖貶我至此，我竟能\\\"日啖荔枝三百顆\\\"，不亦快哉！
詩中餘味，心胸闊達，但能隱隱窺見對仕途失意之無可奈何之情感。貶瓊州時，再不雲食\\\"荔枝\\\"，而唯能\\\"日食薯芋\\\"，生活清苦處境維艱可想而知。
哲宗駕崩，端王繼位，是為徽宗。新皇登基，大赦天下，詔命東坡回京。蘇軾大喜若狂，蒼猝上道，未至東京，次年七月病逝於當塗⑤，年六十五歲。
蘇軾的思想比較複雜，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的世界觀的各個方面往往即矛盾又統一。我們可以人說蘇軾一生的思想中，以儒家枳極用世思想為主線，因為自始至終，蘇軾一直沒有放棄的是為官出仕實現他的政治抱負。而佛老思想只不過是他在政治上將儒家思想碰得頭破血流之時用來撫慰心靈的清風明月，其豪放之氣仍在，雖佛老思想本在消極，但東坡之術，恰能以消極顯積極，借佛道之柔，託儒家之剛，\\\"猛虎細嗅薔薇\\\"⑥，也正是蘇詞獨特之美！
佛道二家超然物外，與世無爭，灑脫自然，逍遙飄逸，取其為柔；而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乃用世之道，取其為剛。剛則易折。將儒釋道融為一體，剛柔相濟，這才是完整的蘇軾，才能開創北宋文學滔滔如長江大河般的氣勢！
宋代大文豪蘇軾十分重視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強調文學作品的社會內容，給今人許多有益的啟示。
蘇軾是宋歐陽修古文運動的直接繼承者，代表了北宋古文運動的最高成就。北宋古文運動是針對當時充斥文壇的唯美主義文風而發起的，矛頭直指當時的西昆詩文派。西昆體是北宋的貴族文學大都是貴族文人間的相互酬唱、掩飾太平和講究形式美的空洞無物之作。
在西昆詩文中，見不到反映現實的影子，這引起了北宋具有正義感的文人的不滿。北宋之初，便有石介、柳開等人起來反對，提倡文以載道，並以韓愈為師。到歐陽修時，古文運動對西昆體的討伐已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蘇軾拜歐陽修為師，直接繼承並發展了歐陽修的文學思想。蘇軾與歐陽修一樣，十分重視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強調文學作品的社會作用，提出「詩須有為而作」。蘇軾的「有為而作」同儒學傳統的「文以載道」的觀點有著不同的具體內容，傳統的「文以載道」的「道」是指封建的倫理道德，而蘇軾主張的「有為而作」的「有為」卻不是，縱觀蘇軾的詩文，蘇軾所說的「有為」可包括以下兩層意思：
其一，是指文學作品要抒發作家對生活的感受，要表現真情真意。蘇軾在《南行前集序》中寫道：
自聞家君的之**，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為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麗，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蹟，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
「有所不能自已而作」，就是反映作家感觸於「山川」、「風俗」、「遺蹟」等外界事物，感情勃發，不得不訴諸詩文傾吐，而不是「為文而文」，無病呻吟。正因為蘇軾詩文是真情真意的流露，所以感人至深，使讀者瞭然其赤子般坦蕩胸襟、手足般真摯情誼、鄉里般款寬厚意。
其二，指文學作品要反映現實生活，有補於國。蘇軾在《鳧絳先生詩文序》一文，借其父蘇洵的話說得很清楚：「先生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
鑿鑿乎如五穀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這裡可以看出蘇軾之「有為而作」是指反映社會現實，要揭露社會的流弊，輔察時政，以引起療治，即「可以療飢，可以伐病」。他弟弟蘇轍在《東坡先生墓誌銘》中對蘇軾「有為而作」的觀點表述得更具體明確：
「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很明顯，蘇軾一再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可以說，蘇軾這一文學主張是白居易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為事而作」的進步文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
在這一進步文學思想的指導下，蘇軾敢於正視現實，敢於反映現實，寫下了如《吳中田婦嘆》、《荔枝嘆》 、《和子由蠶市》等不少反映人民疾苦、批評時政的詩文。
二、文「如行雲流水」
蘇軾在《謝民師書》中，借評謝民師的詩賦雜文，指出：「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當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在《文說》中又同樣說：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作文「如行雲流水」，讓感情放縱奔流，暢所欲言。這就是說，作家創作要充分發揮主體精神，要努力探求與作品內容相統一的形式的和諧美，寫人狀物的形神兼備的整體美。要使作品成為充滿生氣的「行雲」、「活水」，而不是呆板暗淡的「滯水」、「死水」。
蘇軾是文學家，也是書畫家，他在一些書畫創作言論中，也常以「活水」來表達他的創作思想。《在書蒲永升畫後》一文，他總結畫家蒲永升畫「活水」的經驗有二：一是蒲湧升繼承了「二孫」（指唐畫家孫位和五代後蜀畫家孫知微）的畫技，能「隨物賦形」，寫出流水的各種生動活潑的形態，達到「形似」；二是蒲永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寫出「活水」，達到「神似」。
「性與畫會」，即作家的主觀情志、個性與畫中景物融為一體，達到形神兼備，晴景交融的境界。因此可見，蘇軾提出作文「如行雲流水」，並不僅是文章寫得流暢、感情充沛的問題。而是寫出內容與形式完美統一的作品。
一個藝術家要達到這一境界是不容易的，這是作家長期生活實踐與艱苦藝術探索的結果，是藝術家主體精神積極發揮的必然。蘇軾在另一篇論畫的文章《 偃竹記》這樣描述畫家畫竹的藝術創作規律：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鯛腹蛇鮒，以至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
故華竹必先有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造其所見，如兔起鶻落，稍縱即逝矣。
畫家畫竹「必先有成竹於胸」，然後「振筆直遂」，一揮而就，畫出「活竹」來，而不是「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的畫「死竹」。作家作文要達到「如行雲流水」，就要求作家對所寫的物件（人物或事物），作長期深入細緻的觀察、瞭解，掌握其外形特點及內容神韻的全貌，達到「成竹在胸」，才能創造生動精美、形嬸兼備的藝術形象。
三，推崇「簡古」、「淡泊」的風格
誰都知曉，蘇軾是以豪放曠達的風格而著稱文壇的。然而，蘇軾本人卻推崇「簡古」、「淡泊」的風格，並且到晚年他的這種傾向越來越明顯。
《書黃子思詩集後》有一段論及詩的風格，蘇軾說：
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倫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
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遞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禾農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予子所及也。
蘇軾認為韋應物、柳宗元的「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的風格是最上乘的境界。所謂「發纖濃於簡古」，是指在簡樸的形式中能體現出詩人嫻熟高超的藝術技巧；所謂「寄至味於淡泊」，是在表面平淡的語境中蘊涵著深刻的思想情感。推崇「簡古」、「淡泊」的風格也就是推崇形式樸實、語言平易而含義深遠的詩風。
蘇軾不僅極力讚歎韋應物、柳宗元之詩，還以陶淵明為師，集中寫了《和陶詩》一百二十首，以表明自己對「簡古」、「淡泊」的詩風的嚮往。其弟蘇轍在《追和陶淵明詩引》中引蘇軾的話表示他對陶淵明的傾倒：「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
淵明作詩不多，然而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這裡的「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與「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同是一個意思，都是表述一種表面平實樸素，而內含無窮深意的風格美。陶淵明在蘇軾心目中是這一風格體現的最高典範。
蘇軾晚年為什麼傾向簡古、淡泊的詩風？這是與他的政治生活經歷和人生態度不無關係。蘇軾因對王安石新法的實施有分歧，又與保守派的意見不盡相符，所以在新舊兩派的夾縫中生存，屢遭貶謫，半生顛沛，從對建功立業的熱切爭取到對現實人生的冷靜思考，蘇軾晚年正處於這種生活的狀況之中，陶淵明的人生遭遇與不同流合汙、不屈於權貴的品行，正好成為蘇軾心目中的偶像。
因此「獨好淵明之詩」，其實是「好其為人」。其次，蘇軾傾向「簡古」、「淡泊」的風格，也與他藝術上的日臻成熟、對自己提出更高遠極至的藝術追求分不開。
四、「文章如金玉」藝術家要講道德修養
一代文豪蘇軾重視文學藝術家自身的思想道德修養和藝術修養。他要求作家要加強學習，向古人學習、向書本學習、向生活學習。他說，「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送安淳秀才失解西歸》、「退筆成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柳氏二外生求筆跡》）。
他主張多問世，對現實生活各種現象多作分析思考。他說：「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
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閱世走人間，觀身臥雲嶺。鹹酸雜眾好，中有至味永。
詩法不相妨，此語當更請。」（《送摻寥師》）這裡好象參雜有佛家的禪悟之說，但也包含了要求作家靜觀默察、細心思考現實生活的創作思想。蘇軾在《稼說》一文中提出「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的讀書作文原則，可見他對作者要求之嚴格。
蘇軾也要求文學藝術家在開展文學批評時要講「文德」，反對「文霸」。在《答張文潛書》中，對當時文壇「專橫」的文風表示極度的不滿：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源蓋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
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則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
這段話，因王安石是蘇軾的政敵說起來未免有偏激之處。但略去此不計，蘇軾的見解是對的。若果在文壇上搞「一言堂」，強行推行一種觀點、一種風格，壓制其他觀點、其他風格的發表，則只會造成文學藝術的衰敗，即「彌望則皆黃茅白葦」之荒涼，這是不利於文學藝術發展的「文霸」作風。
蘇軾不僅反對文壇上的「棒殺」，也反對「捧殺」。宋人毛滂將自己的詩文送蘇軾求他代為推薦，以求仕途通達。蘇軾在覆信《答毛滂書》中，先給毛滂的詩文適當的評價並表示代為推薦，既而指出：
「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眾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
」以蘇軾之聲望，提挈一後進似是易於反掌，但是蘇軾堅守文章道德，不盲目吹捧，而是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蘇軾關於「文章如金玉」、「其品目高下，蓋付之眾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的見解，即一個作家作品的藝術品位的高下，不是由少數權威的個人好惡來決定的，而是由廣大讀者鑑定的原則，表現了一個藝術家的高貴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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